第三道路總是兩面不討好的

寫評論的朋友近日首次看《泰晤士河畔》，評價是「真係幾尻，睇左三份一無睇」。誇飾之餘，我想他不滿其行運流水不著邊際，以情緒和情懷主導讀者，但理路不清，每每借嘆喟輕輕帶過關鍵爭議，在以「critique」為綱領的評論界，自然欠缺反思與自覺，更無所謂理路，內容空洞無物了。公平點說，專欄文章畢竟是商品，只要能獨當一面，也未至於「尻」。當然那不會在文學史上留名，但既然文筆不能重於見地與文學，文字也不單只言之有物或富文學性才有閱讀價值。

價值判斷按下不表，我在陶傑學到的，並非市場導向的媚俗手法：尖刻陰損、經營文字細節或恃才傲物，而是銅幣背面的溝通策略、在遣詞用字背後的進退法度。和律師一樣，文字相搏正如爛仔交，通相沒有預定標準，而是製造一個事實：控制場面，主導對方心理和思路。同具「評論」的外表，溝通和知性討論可以是一回事，但通常是兩回事。以任何一方壓倒對方、排擠對方－往往不自覺地－則是捉錯用神了。如果「無人明的就是垃圾」的論調是以溝通排擠知性的民粹，以「沒有思想性」貶低作品則掩蓋了推崇的知性討論的精英品味加壟斷文化的狹隘，也就是認定雅俗文化只有一種主客關係，主客之間的取捨則決定了立場。兩者的鴻溝，正是香港以至文化界的普遍心結，實是中國文化人未完成的使命。

也許《泰晤士河畔》真係幾尻，實情我自中學以來已沒重讀，我不是要為陶傑平反，而是為所謂思辯太強調高低而婉惜。

文藝政治化

在香港做文藝青年愈來愈難了。

我所說的文藝青年是那些愛好文化藝術，享受箇中美感的年青人，不少自覺與世界相違，但又多愁善感，總之就難適應世俗生活。人在靜中感悟自己而成產生的多是小品，不會是巨著，個人心情與社會主軸互不相干。現在香港卻是小品與史詩難分，大製作往往難掩狹隘視野，而小品又常被讀出時代意識，正是「於無聲處聽驚雷」。

例如《歲月神偷》，導演也許不過想抒發個人情懷，再對現時發表意見，卻正正踩中了香港自我形象的地雷陣，給影評人狠狠的數白一番（http://gucao.net/blog/2010/03/01/20100301/）。我未看過此片，但影評所呈現的歷史意識其實與《秋天的童話》和《玻璃之城》的確一脈相承，看來評價是中肯的。

香港文化界一直自我隔離與意識形態之外，即使觸及政治也總是自行歸邊然後按下不表，對事物觀感直接「昇華」到美學層面，有意無意避開了社會狀況的本源。向來文藝青年的敏感心靈都是受保護地帶，張藝謀拍《英雄》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意識形態給罵得狗血淋頭，但「個人情懷」的作品則如個人宗教信仰一樣少會受他人質詢或挑戰。也許《歲》與《陽光燦爛的日子》不同，也許影評人看到了前者的藝術水平不可與後者相提並論，但歸根究柢，還是近年逐漸揭破的世代恩怨，不斷重新設定上一代留下來的分類，將他們因經濟奇蹟而贏得的道德高地劃為戰場。另外太過高舉精英主義，也不合時宜，甚至激起反感。

另一點更重要的是，中國社會予文藝青年的空間從來有限，可以發李白蘇軾之類的抽象感嘆，不能直接批評建制，很難像「失落的一代」的海明威或「垮掉一代」諸君一樣，反建制至登堂入室，有生之年已收入中學教科書。回歸前三十年的香港，在精英圈子裡的確曾有一片小小的文化樂土，但因得來太易，往往忽視了外頭風雨飄搖，時代一變，即成「精英主義」的原罪。這不全是編導之錯，畢竟這的確是個人背景與成長經驗的誠實呈視。

面對意識形態的爭持，香港的文藝青年愈來愈無處可逃。我想，別太介懷誰是誰非，反正不是辯贏了事情便能解決，對方的立場也不見得會改變，畢章存在決定意識。最好能潛心在藝術風格或思想深度拔尖，以實力取勝，改變訴諸去意識形態的情懷以討好同路人的取巧作法。

這也是無意在意識形態上歸邊（即使是時間站在的那邊），但又不想自閉的文藝青年的出路及機遇。

跳出香港

近來與旅英朋友較多深談，有機會認真思考一下倫敦，同時有意將自己與香港的時事隔離，盡量投入此地的時空。

來英半年，可說沒有甚麼文化衝擊。文化衝擊往往不是主動而至，而是個人先有求於世界；我幸或不幸生活順遂，自給自足，在人來人往的大都市裡面自然流動，和其他人一樣各取所需，有時倒覺得少了磨擦。走在街道上沒有和倫敦客衣鬢廝磨，唯有在黃昏時段融入鬧市車群之中猜度爭持，最覺身為這城市的一部份。

一個縈繞腦海的問題是：甚麼令倫敦之為倫敦？或者說，這個流動人口比例極高的真正大都會的凝聚力在那裡？為甚麼不會分崩離析？有人說是金融業及大企業作為主軸，但我不知道如何設想它們與各種社會現象的關連。

對於倫敦，朋友們不約而同都推崇她「有很多事情在發生」，一方面在生活層面的細微處、不為人所重視處、未被列為指標處，都有很多鮮活的、新穎的事在進行著。當中大部份是商業的、世俗的，但都具質素，少數會成為經典，但不因為在既定的標準上高人一等，而是尚待時代提出標準，而其他也不會被抺殺，而是被保存下來，隨著時代變遷被重新發現。

想到這裡，原來香港還是沒有離開我，而是化成「instead of」。我所關心的，仍是身為一個香港人的切身存在問題，不同之處是化作普世的問題，以求全世界的經驗來啟迪香港情況，之餘，最重要在於反饋至普世知識之中。之所以那麼多「而不是」，可能是我未能將香港與世界在普世知識層面上接軌，仍是「HK vs The Rest」既自我本位思維。當世界由現實中孤絕個體的角力關係，變成互相參照的知識結構，可能會是香港小島心理的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