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足球不能變成（社會）科學──提煉不足的《足球經濟學》

如果「現代足球」的特徵在於效率，那麼《足球經濟學》作為足球世界的《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的出現也就順理成章了。本書仿照後者的「資訊式娛樂」（info-tainment）方程式，知識和八卦共冶一爐，繞以經濟學和統計學方法將數據庖丁解牛，破解常見的迷思，例如：英格蘭不勝之謎。

作者的分析是，英格蘭是名過於實。更甚者國民放不低帝國光輝的心態令他們長期空想，並錯失改良機會。作者主張以統計學的因素，總體地解讀足球內在邏輯，比主觀地認定「足球就是這樣」的傳統足球知識更科學，也更準確。而根據他以人口、人均收入和國際賽經濟三大因素推斷，英格蘭實力僅列全球第十，賽績不算差了。

本書文字淺白而有噱頭，事例生動八卦，和其推崇的足球視野一樣富有效率而不失機智，是三五倫敦金融才俊在酒館互露機鋒的最佳談資，相信也能打動老球迷的心坎。內容還觸及球會運作、賽事操作、球迷行為等，結論是當今球壇充滿老舊誤解，全因只有少數人認識到經濟學的威力─表表者是阿仙奴領隊雲格（碰巧他念經濟出身）。本書也向暮氣沉沉的英格蘭國家隊「抽水」，藉此倡議「經濟的足球」，緊貼科技主義的世界大勢，尤其當各大聯賽與世界盃已成為大生意，足球變得有點像reality show，講求專業管理和可以計算的結果和回報，「前現代」的浪漫足球愈來愈難有立足之地，連巴西也轉踢實用足球了。

但在觀點以外，本書最關鍵處在於方法。作者預設了足球也像自然科學，表象背後有優雅的規律存在，而忽略了後者極重視實驗，否則就是煉金術，而人世間的事卻難以科學實驗，金融海嘯就是最佳例子，在足球也很明顯。本書對球手與賽事統計數據的重視令人想起棒球、籃球與美式足球等美式球賽，但忽略了後者的比賽形式做成統計資料的重要角色，而在足球情況有異。

足球既不如上述美式球賽以至棋藝攻守及時間控制條理分明，慣常停頓讓教練操控細至出球角度，戰術與節奏全是雙方實時互動的結果，講求的是亂中之序，而不是序中之變，是Mise-en-scene（場面調度）而不是蒙太奇，兵荒馬亂而不像西洋棋，甚少明顯的決策轉捩點，連貫性令細微的誤差擴大，發酵成蝴蝶效應的質變，累積的不只冷冰冰的比數，更是場中陣勢的張力，呈現真實的角力。人為因素和因為比數低而不確定性極高的殘酷命運感覺，更是足球教人又愛又恨的魅力所在。

既無嚴格的比賽結構，事態難以被切割與量化，統計數據也難以按照格式發揮作用。難怪本書最有啟發的是寫十二碼的策略，因為決策處境正是典型的博弈案例。《足球經濟學》沒有像《魔鬼經濟學》中的「反饋分析」（recursive analysis）之類的方法，將理論數據和現實互相印證，只將一大堆結果編成好故事，是提煉不足。當數字上的關聯（correlation）多於實質上的因果（causation），以方程式的和諧和協調取代了現實中的混亂，就算在統計學中站得住腳，也是理論歸理論，無助細緻決策。吊詭地，這與本書欲批判的「古老智慧」同樣是但求自圓其說的迷信。也許糅合混沌理論等「新科學」會更貼近足球的現實，也更接近一種入世的科學。

足球更精準是大勢所趨，但現代足球也有悅目的全能足球和死寂的穩守突擊之別，不能就此放棄傳統智慧而盲目追求一種商業世界的效率，很容易以體制代人性，洗掉足球的浪漫激情魅力。總括而言，《足球經濟學》倡議足球現代化，抓住了運動體制化的大潮，卻忽視了體制化的局限，以及出路正在於足球的人性一面，未竟全功。

Soccernomics

作　者：Simon Kuper & Stefan Szymanski

出　版：Avalon Publishing Group


原刊《信報》｜書事 2010年7月3日

泰德十年

　泰德現代藝術館（Tate Modern）位於倫敦泰晤士河南岸，為南岸文化區的一環，也是泰德群館最著名的一間，於公元二千年開幕，短短十年之間，已成為倫敦首屈一指、全球知名的現代藝術館。但不過十多年前，倫敦還沒有一間像樣的大型現代藝術館，年青人認定藝術就是古典的、規範的，是有錢人與老人的事物，像南岸文化區西端的表演場地，博物館的任務是回顧而非前瞻，代表了英國社會的保守與階級分明，而現代藝術更予人艱澀怪異的成見。而泰德由選址的過程、內部空間到策展理念都在倫敦既有的傳統外另闢蹊徑。

發電廠變藝術館

　南岸文化區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開始動工，將原有的河內灣沼澤地河岸修整好，陸續發展出一連串亮點，並帶動發展一向較為貧窮的倫敦南岸，既將市中心由密密麻麻的內城擴充至泰晤士河兩岸，也令古城倫敦的文化氣息氣象一新，打造了「新倫敦」。由西端與西敏寺相對的倫敦眼、倫敦水族館開始，經滑鐵盧的國家劇院、皇家節日音樂廳，一路向東經泰德、莎士比亞環球劇院，直至新市政廳、塔橋為終點。沿岸的步行區伸延四公里長，十幾幢國家級公共設施，間中幾幢工業時代留下來的船塢和貨倉改建成的高檔商場和辦公室別具情調，成功結合文化及觀光。但在落成初期，效果並不如理想，人流稀少，罪案頻頻，幾經重新規劃，才漸漸活起來，而泰德就是其集大成者。

　聳立在泰晤士河河邊，前臨任人閒坐的草地，經鋁製的千禧橋與石砌的聖伯多祿大教堂遙遙相對的泰德，前身是1952年投產的燃油發電廠，至1981年油價急升而停產。其外牆全以棕色磚砌成，線條簡潔而富質感，平地而起99米的煙囪更是氣勢逼人，完全保留了工業倫敦的粗獷，略帶恐怖的氣氛更經常被用作科幻片的背景。今天泰德為其龐然輪廓而自豪，紀念品也印上剪影作為標誌，但不過十多年前，這幢建築卻被荒廢，甚至面臨拆卸的命運，全靠民間爭取，才令政府保留，並改變用途。今天發電機器已經清拆，但內部空間仍保留著前身的印記。

藝術的民主

　這段身世，及其與「正宗」藝術館南轅北轍的建築風格，注定泰德的方向別樹一幟。傳統上，博物館常取古希臘建築形式，其實意欲上溯前基督教的以人為本的黃金時代。博物館以展示物質而達精神上的崇高感受，補償了啟蒙運動之後宗教和世俗生活割裂所帶來的精神失落，於是參觀博物館成為一種「儀式」，藉著與日常生活斷裂的體驗，平衡沉悶的現代生活，達至身心轉化。藝術館必需震懾訪客，以脫離日常的空間將他們引往另一種精神狀態，因此藝術成為一種煞有介事的氣氛、令人要以特定心態對待的事物。即使是現代美術館也追求酷和風格化，如巴黎龐比度中心以至古根漢各號，都會在建築式樣上標奇立異，方有自我形象與藝術氛圍。工業味道被視作難登大雅之堂，國家博物館更是絕不會選址一幢舊工廠。

　但泰德僅以短短十年時間即證明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以及視野的威力。走進館內，空間感不像一般地標建築與「博物館」。沒有堂而皇之的格局、層層遞進的氣勢或引人入勝的動線，反而像一個巨型的箱子，正面與側面的角落各開了一道口子。沒有隆而重之的大門，不經意地就走進了大堂，而且售票處與書店等「基本設施」比河岸要低一層。渦輪室高達五層，是全館最大的單一空間，但並不如一般博物館般以此作為核心，營造懾人氣勢、帶動朝聖的儀式，反而在沒有展覽的時候就任其空置。泰德的整體佈局並不強調集中與層級，並不主導訪客的走動、視角與行為，而是非常透孔，也就是─民主。藝術的民主，帶來的是主流精英美學以外的可能。在泰德，工業建築的務實作風與現代藝術館所追求的簡約內部空間出奇地吻合，而這也與其策展理念相通。「溝通」作為目的重於「藝術」，可說將「藝」與「術」的次序逆轉過來，不像傳統藝術以理念先行，後想如何落實的技術問題。這正如工匠和技師以目標為本，技術主導，面對現實，當技藝臻於化境，自然就邁向「藝術」的境界。事後回顧，開幕僅十年的泰德卻感覺成熟，層層積澱，正是館方善用其工廠背景之功。

照顧大眾趣味　成就知名品牌

　泰德的另一特點就是常設的館藏展覽不按慣例以時序展出，而以內容主題分類，於是大師巨構與小品並置，雖然削弱了對藝術發展脈絡的展現，卻令外行人更容易看出味道。據講此法其實也為了掩飾館藏單薄的巨大斷層，但也可見策展人的心思與創意。

　當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渦輪房舉辦過的幾個轟動的大型特定場域（site-specific）裝置作品。如2000年《Maman》的巨型蜘蛛、2003年的《The Weather Project》在場地正中懸掛了一個巨型的橙紅色大球，讓人感受到氣候變化的效果，而大堂裸露的混凝土地板上，還留著2007年《Shibboleth》大裂縫的痕跡。這些裝置都將訪客包容到作品中去，讓他們以觸摸得到的方法去參與，並充分發揮了其規模的特點，總之絕不正經八百或沉悶，以官方的說法就是「多層次的參與」。

　十年來52個展覽訪客近500萬人次，其中過半不足35歲，也是家庭假日節目。從前這在藝術館，尤其是現代藝術館，尤其在英國，是難以想像的。普及藝術的說法並不新奇，但少有如泰德般能夠照顧到大眾的興趣，於是打開了新的市場。例如現在展出的《Exposed: Voyeurism, Surveillance & the Camera》嘗試探討攝影（包括照相與攝錄）行為在生活中的意義，並不強調傳統藝術觀的形式方面，而突顯其社會與政治意義，正是行外人最感貼身的角度。

　但泰德最令人羨慕的成功之處，大概是在展出效果之外的商業與市場成就。在源源不絕的人流與展館以外，泰德還有很多分支，如會員制、籌款活動、目不暇給的網站、高檔餐廳等，既滲入社會各界，擴大網絡，也帶來龐大收入，也令「Tate」成為全球知名的品牌，將倫敦的國際形象提升至更豐富的層次。

樹大招風？

　有趣的是，泰德是英國新工黨自1997年起執政十三年的重要政績之一，與其他「千禧建築」代表了其現代主義的文化視野，與盤據河北舊區的國家美術館代表的保守意識形分庭抗禮，其成功正是新工黨理念的重要支持。可見文化產業的成功，有助提升社會的多樣性，並實現自我更新，達至多贏。而南岸文化區的發展規劃，也示範了一個有趣的區和城市母體的文化－以及歷史－的有機關係。

　當然英國人對泰德也不是毫無批評，尤其是其市場策略有人評為媚俗，指出太著重群眾喜好令其傾向大而無當，並抱著上世紀的大師名牌不放，缺乏前瞻性，只是「現代」而非「當代」，甚至樹大招風地被指壟斷。例如五月中舉辦的十周年嘉年華請來英國各地的獨立藝術家「擺地攤」，是標準的大堆頭節日氣氛路線，卻被潑冷水為「沒有靈魂」。

　諸如此類的反彈其實是英國社會平常不過的辯論儀式，也涉及視野與期望管理，難以定論。重要的是，泰德毫無疑問走出了一條新路，在短短十年間在全球博物館地圖上獨當一面，這點就足為楷模；至於日後會不會「古根漢化」則是後話了。

原刊《文匯報》2010-08-01

馬世民我們都活在牢籠裡

　有一種人注定不能平庸。
　他們天生不安本份，充滿幹勁，甚至有點自以為是；他們不願隨波逐流，於是遲早打開一片天空。
　前和黃大班馬世民，擁有所有成功商人所擁有的，例如財富和權勢，更擁有凡人渴望而多數沒有的，如廣博的見識，刺激而成功的人生，精彩的朋友，和自由的心境。
　他在赤柱的家，鄰近監獄，但他非但沒有特別加強保安，訪問當日，他更請記者先進他家大廳等候，開放式的間隔，中門大開，只有一位女傭。
　訪問開始，毫無架子，不時哈哈大笑，說得興起時拿40年前的存摺給記者看，休息時又叫記者嚐嚐他的早餐。他自己駕的車是老爺紳寶。
　從細微處，已感到他與其他富豪很不同。

少年時死過翻生
　19歲那年，高考前夕，沒有告訴別人，馬世民跳上一艘開往南美的貨船，做雜工，削薯仔，更接觸到龍蛇混雜的人。
　一年後回到英國，在工程公司工作了一會，又悶得發慌，便遠赴法國馬賽，加入法國外籍兵團（French Foreign Legion），一去五年。
　本來應該上大學讀書的年紀，他卻跑到戰事頻仍的阿爾及利亞（Algeria）當兵，同袍都比他年長，更來自三山五嶽。
　「他們當中有王子、詩人、銀行劫匪等，那個年頭沒有人多問。」
　作為精銳部隊，他們的任務總是迅速的，緊張的，沒有例行公事，如在廣闊的沙漠上追蹤游擊隊，空降支援被圍困的戰友，有時連續十天沒有休息。
　「那次我們剛完成任務，準備回基地休息，上頭傳來命令，要我們趕往支援另一個部隊。趕到現場，我們以為戰鬥在另一個山頭，先在原地候命，我的隊友坐在附近一塊石頭上喝水。」
　「忽然槍聲響起，四方八面的機關槍向我們掃射，我們衝下山，他死了，我還活著。」
　這次生死經歷令馬世民感到煥然一新。
　「邱吉爾說過，『沒有比受槍擊而射不中更令人振奮的事了。』即時的反應是想：大概我是天生命硬。因為死神錯過了一次把你帶走的機會，」馬世民說，「最重要是射不中。」
　經過槍擊的洗禮，馬世民超越了對未知的恐懼，更感到人生中充滿機會。

遇上適當的人
　當兵五年，既講求服從，亦端賴直覺，成為馬世民性格的一部分，恰巧代替了大學教育。
　「學校所學到的是書面的知識，別人寫下來，你讀進去，是商品，每個人得到的是一模一樣的。另一種知識則是內在的、動物所有的，即是本能和直覺，獅子走進森林裡，自然會察覺到身邊的危險。做生意到底是信任，就根據一個眼神和握手的感覺。」
　他一生中生死關頭的事還有很多，往往在一念之差，難怪他如此信任直覺。
　「一次我在海邊的僻靜小路上走，截了順風車，車上有三個阿拉伯人，上車後其中一個伸手鎖了門，我就知道有麻煩了。我穿著制服，他們知道我是法國外籍兵團的。」
　「我先把鎖偷偷開了，然後叫他們在路口停車，讓我走路回去，車快停的時候，我突然猛擊司機背部，他向前一撞，踩下剎掣，車子急停，我跳下車沒命狂奔。」
　「我聽到車子從後面追過來，幸好躲在一條壕溝中，他們找不到我，我走另一條路回到軍營。」
　馬世民深明自己今天所有，不只是個人能力。
　「在成功的一生中，有一大部分是所謂運氣，在適當時間適當地點，遇上適當的人。」
　而他的第一位伯樂，在他退伍後適時出現。
　「在一個雞尾酒會上，我叔叔介紹我認識了當時怡和洋行的董事總經理，他聽完我的經歷後說：『如果你過來新加坡，找我，我們的管理人員多來自牛津劍橋，需要一點不同的人。』」
　後來他真的加入了怡和，由低做起，至今無限懷念。
　「我來香港時袋裡只有27鎊錢，是27鎊。在香港誰都有機會贏。他們給你事情做，負責一個戶口，出去賺錢，然後賬目自會衡量你的成績。」

對李嘉誠說「不」
　他的第二位伯樂，是李嘉誠。
　「當時我在怡和賣空調和電梯，而他是地產發展商，他是我的顧客。」
　後來馬世民離開怡和，和拍檔開設小公司。
　「一個周五的晚上，杜輝廉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正在找下任行政總裁，問我有何建議。
　「我笑說那就是我。誰知他真的說他們也是這麼想，說KS（李嘉誠）想今晚見你。但我並不打算離開自己的公司。對他說：我正回我的小島，今晚不行，而明天要打高爾夫球，星期一或者有空。」
　但對方堅持，馬世民拗他不過，講明只喝一杯。見了面他告訴李嘉誠，他和拍檔有默契，生意是不出售的。但李嘉誠堅持要他打電話問問看。
　「電話接通了，我以為他會說不，怎知他問：多少錢？李先生得意地說，看，只要價錢對，誰都會賣的。」最後馬世民的公司賣給了和黃，而他則由小公司的老闆一下子成為大集團的負責人。
　在和黃九年，馬世民管理二萬五千人，將和黃的業務整合成五大範疇，提升了整個集團的透明度和效率，股價亦因而大幅上升。
　但慣於行軍打仗的馬世民，還是比較喜歡收購，不少代表作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例如成功收購加拿大赫斯基石油，更令和黃業務伸展至海外。

跑完沙漠跑南極
　「誰都喜歡收購，很刺激，以理想價錢買到的時候簡直像足球入波。」
　他不喜歡重複，而喜歡次次不同的企劃。1993年離開和黃後當過德意志銀行亞太區行政總裁3年，現在自設小型的私人投資公司，只有十多位高級行政人員，如像當年的特種部隊。
　「當你對工作感到沉悶，或者說不再喜歡，無論甚麼原因，都是時候離開了。」
　抱著同樣的心態，他在退休之齡重上冒險之路，首先參加的是1999年撒哈拉馬拉松，7天跑了二百多公里。
　跑完炎熱的沙漠，馬世民意猶未盡，2003年11月，他和拍檔冒險家彭哈多分明拖著重達三百磅的雪橇，由南極洲海岸的大力灣出發，沒有補給，沒有雪犬，徒步一千一百多公里，歷時58天，抵達南極點，成為這條路線的最年長完成者。
　「你以為自己做不到，因此你要更加想做。那次的機會來得很快，條件許可之下，別人問我：你加入嗎？我便說：加入。我就這麼去了。」
　「人們問我你每天走呀走，都在想甚麼？想浮在吊燈上的裸女？我只想著一件事，前面一百碼怎樣走，繞過障礙，一步一步地走。」
　旅程之後，66歲的馬世民瘦了42磅。

我的焦慮與不在乎
　人們都問他為甚麼折磨自己，其實答案在40年前他來到香港之時已經寫下。他熱衷於走進新的環境去挑戰自己，事成後就尋找新的刺激，拿得起，放得低。
　「我們都活在牢籠裡，包括你周遭環境和過去，決定你的將來。我們有機會就要跳出去，找到一點空間，在那空間你找到自我，然後就找到自由，而自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
　「我和你一樣也有焦慮，但同時你必須有點不在乎的態度。」
　「我看過一張二戰時的老照片，戰機停靠在倫敦，每晚就出發轟炸德軍，十分一機會被炮火擊落。在飛機的側邊寫著：
　當飛翔日子終結，離開這凡塵俗世
　願頭下腳上埋葬，讓世人吻我屁股
　那就是不在乎的意識，真是棒極了，是活下去的好態度。」

原載《文匯報》2006-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