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天文台在前任台長林超英主持期間，正值回歸後本土意識覺醒之時，多次惡劣天氣警告事件，他帶領天文台面對大眾，當時他曾說「天氣預報是社會科學」，雖然只是修辭手法，卻正道出他以科學反饋社會之心。他在氣象本業以外還熱衷觀星和觀鳥，皆實驗室以外的科學，其新作《天地變何處安心》由自然到人文的進路，算是一種從向外探索返歸自身的領悟。
本書以時事破題，從2008年汶川縣大地震與近年香港惡劣天氣時港人的反應說起，由「無人不成災」的道理切入自然與人的主客可變的關係，繼而提問：天地無情？有情？還是其他？
在提出天災帶出的「問題意識」（problematic）之後，並不是感性化處理「天地無情，人間有愛」的荷里活式結局，或政治正確地進而拆解現存的體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違反「環保」一類的理想。
作者將這種常識定見可以三言兩語打發的大問題擴而充之，挪用Jared Diamond（著有《槍炮、病菌與鋼鐵》等，碰巧也是觀島迷）的學說，以世界地理以至文明興衰的實例縷述自然科學中生機與殺機如何並存。最重要是尊重自然的態度與潛入現象的取態，而不是要勾勒確鑿的機制，幾個基本科學概念作為人類史（及以前）的座標：能量流、熵（即系統的混亂程度）、生物多樣性、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勾勒出大趨勢。因為蕪雜，科學邏輯難以無限推展，而在歷史脈絡得以多方印證，由是科學人常犯的「淨化思維」弊病得到制衡。
書中的氣象史圖表多採用二氣化碳的含量變化，而非最為人知的氣溫，因為前者是生物－或生命－與環境互動的明證：將二氣化碳借太陽能量以光合作用抽離太氣層，營造動物生存的環境。人類的出現，以至人性的創生，對作者來說皆是順天遠多於逆天，人與環境的和諧關係，也是後者做莊。
在以人為本（相對於神本）的現代，所有學問或明或隱既以人類角度出發，可說為解決人類問題而設──難怪所有知識總被老套地歸結到「人」。人在自己的世界觀中擁有不證自明的特殊地位，是為認知人擇原理（cognitive anthropic principle）；氣候危機令人類發現「人是得天獨厚」這一根深柢固的概念之弊，作者的說法是將科學考古的框架覆蓋至現在，消解人在地球變易中的特殊地位，令人類在環境中由研究者變成研究對象，可說是「大大歷史」之一種，從而為人類謀生機。
這也是人類學：人要研究自己，必先跳出自己，欲研究他人，必先進入他人，在進出之間變換，以消解自己或他者位置的自我中心。
作者這份領悟，暗合當代反省以西方為首的人類文明的後現代思潮。他的去中心化固然不徹底，至少沒有去掉歷史的書寫痕跡和作者的科學訓練框限，但既存忘之際，科學唯物史觀即發揮威力，至少指出當前人類生存的方向，可見對求解的誠意是知識純度的基礎。而作者既重邏輯又是人文問題的業餘，繞過既存之論而不訴諸陳套（尤其是感性），結果就落於空闊，皇道迂闊而莫為，正是本書的特色與局限所在。
到底，《天地變何處安心》的內容即使偏鋒也非原創，作為通識，作者的用意在於以切身體悟，接合出一張氣候史、考古、生態、環保、儒與道、城市與精神狀況的百家被。書末的參考書目主要是「大大歷史」、零散的科學報告與及中國文化的通俗經典，予人枝幹分離之感，與主文的靈光閃爍（有時甚至是「食字」或「爛gag」）一脈相承。再一次，其缺點也是優點：不同於主線清晰的模範寫作，作者的思路斧鑿痕跡流露無遺，也許難以捉摸重點，卻極具啟發性。而自己犯上所欲推翻的成見，如不時流露「為人著急」－當然作者意識到，只是無法超越求生延線的本能－也是通識作為新題目新類型的草創狀態。
至於很cliché地推崇孔子，雖非離題，仍反映其基礎到底是科學，因為中國文化也許猜中了夠多宇宙真理，卻無處理私人情緒與欲望，這些「後自然」的現象。作者常言地球終將被太陽吞噬而人類必將滅亡；於是希望之為虛妄，正與絕望相同，這是儒家從無觸及的範疇；潘朵拉盒子打開之後，林超英可會走向異見、哲學或科幻？
原刊2010年12月11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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