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千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Paul Crutzen提出「人類世」（Anthropocene）的概念，以示人類的存在已基本改變了地球運行的機制。其後有關討論不斷升溫，美國地質學會以之為今年年會主題，《國家地理雜誌》和《經濟學人》等媒體也用作封面故事。
全球人口剛突破七十億，人類反客為主，動輒主宰全球環境，注碼之大、空間之小，已不是信賴科技發展或回歸自然足以解決。Neutral state一去不返，人類失去坐標與可靠的框框，個人視野愈要超越立場與及理想；這也呼應近年以議題而非利益為本的組織的興起，科學現象可能正在改變人類文明。
人類的定位
人類世的概念一出，一下子將由綠色潮流到企業社會責任等廣泛現象和議題收歸共同框架，聚焦成範式轉移──說多不多正是人類集體意識的躍遷。專研臭氧層損壞的Crutzen自言人類世的想法來自頓悟：「一次學術會議中，我聽到某人提起『全新世』（Holocene），霎時間我想：這個說法不對，世界已經變了。於是我說：『不，應該是人類世才對。』」
其實蛛絲馬跡早已存在：環保覺醒在六十年代已經出然，溫室效應、臭氧層穿洞等早已家傳戶曉，但只觸及危機，異想世界需要等待全球化大潮。Crutzen與同路人很不科學地先有了這份覺醒的模糊輪廓，再回溯直覺，在專業行內打造理據，正是馬後炮的王道。地質學界難免有聲音指其標新立異，扭曲了學術定義的初衷；也有說法指地球本身的變易，如板塊活動、運行軌跡、地軸角度等的影響遠超個別物種，Mother Nature「大石壓死蟹」，人類不應自尊自大。此說較實質，但也平庸而妄自菲薄──人類世的遭遇，何不如香港學？
今天，無人會否認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但地質分層有其準則與折衷，作為整合岩石圈（lithosphere）、生物界（biosphere）與大氣層三者關頭的符號，以全球岩石層中的痕跡主要是生物化石為地球動態的物證，理論和模型並不足夠。
過去分層往往不是各紀元的核心活動，而是一些事件， Crutzen本來建議人類世的起點是十八世紀末，因瓦特發明蒸氣機也正在1784年，自始大氣層的溫室氣體含量顯著上升；也有人將之推到的公元前8000年，因為耕種徹底改變了地球植被分佈。有關的指標其實不缺，如格陵蘭冰層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溫室氣體的含量、海水的酸性、已發展的陸地面積、農作物所佔比例、生物多樣性、人工氮循環佔全球比例等。但以上變化太過流動，缺乏實體性的證據。因此又有人提出一九四五年，因為該年首次核試在全球地表留下微量幅射塵埃。問題是，人類對地球的大規模影響更早已經開始……
現時有關辯論正酣，國際分層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一向學界的想法領先公共，這次反而是媒體的興頭超前；此說法令人浮想聯翩，恐怕無論專家如何定奪都會成為普及詞彙。其實以Crutzen的諾貝爾獎金漆招牌，大可以公共知識份子姿態直接發聲，反正這個概念在學術圈外的意義遠為重大。不過此舉也動搖地質史與歷史的分野，以至地質學的當代意義──十月美國地質學會年會的題目正是《由太古宙到人類世──鑑古知今》（Archean to Anthropocene: 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在人類世概念出現前，我們身處的公認為全新世（Holocene），自約公元前一萬年始，那時冰河時期結束，當今人類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剛戰勝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漸成地上最強的物種。接著就是考古以至歷史的分界，即是人類由說祖先的故事，至開始自說自話。人類世是首個有史以後的分層，也就是人類將自己的故事放進最大尺度的故事中，首次確認自己在地球史上的位置，比史詩更久遠。
封閉系統中的小我到大我
人類從有史以來，科學進程令自我形象愈來愈外在化。由被無邊無際無限可能的邊陲包圍，到發現地球是圓的，探索太空後更回看到藍色行星幽浮太空的照片更間接推動環保浪潮；甚或佛洛依德點破內在的深淵，人的意志更形渺小。知識上我們愈來愈消解自己的中心性，行動上愈見拘束，與生物本能中由個體開始的自私和欲望衝突，於是形成兩種割裂的考慮：對地球負責會形成局限，妨礙發展潛能。
資源限制逼使人們變化與競爭，是歷史的動力，而環保覺醒則令人類自覺原罪；予取予太狠，減低痕跡太消極，我們需要令兩者不再互相排拒的出路。獨尊競爭固然盲目而不負責任，但環保思路也只消極地看到人類力量的原罪，看不到禍兮福之所倚，人類搞好地球的潛力也愈大；而卡在道德高地攻擊唯利，卻又是競爭之一種，無法超越立場。兩者同樣將人視為蟻螻、自然為父母，分歧只在是不肖子還是孝順仔。前者自認渺小而拒絕承擔，後者則自感卑微，難成大事，徒具道德責任。兩者都將人只視作「個人」的聚合，以至勢力的代言，視野限於人際、政治層面，卻忘記其上還有更高的組織，即「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多元的關懷，可以是有機的組合，甚至超生命體如蜂群，從競爭中作出更高的總體行動，處理更高的挑戰，即全地球的狀況。
從宏觀的生態學角度，物競天擇除了找出最優良的品種以迎合自然變遷，也在塑造之。生命可定義為由無序至有序的過程，生物界的演化與環境互動，結果就是收集大氣和水份中的碳、調和氣候，刻劃出規律的痕跡，是無中生有的奇跡；對照絕大多數行星的混沌或死寂，地球多采多姿的動態和諧全賴生命。因此「與人鬥」砥礪並進只是第一步，萬眾齊心「與天鬥」也未竟全功；競爭精神的極致，是競勝後與對手合作，因為在地球這封閉系統中，沒有消滅，只有轉化與平衡；宏觀的天人合一，以人類作為與天地間的關鍵。自始，科幻小說的哲思和人生省察在現實中會合，終極即是現實。
世界愈壞 責任愈大
人類世雖發軔於災害，卻非為批判而設，反而極具積極意義。人類早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出，反客為主，是時候長大了，如財閥富可敵國便不能再以殷商自居，唯利是圖而拒絕社會責任；不能只在現狀與道德高地間歸邊，更要主持大局，有「料江山見我應如是」的自許，不論好的壞的都是我們的，且由我們收拾；傳說競爭中有無形的手主持公道，今天我們就是那隻巨手。
也就是說，行動與思考的單位，要從個人的「me」轉向全人類的「We」，同時人類從大自然中的nobody，回歸伸手可及的The One。既然自然不再無限，人也就不再渺小；作為其動態的一大持份者，我們至少是地球的管家，責無旁貸。如果我們是地球的最高智慧，能力與責任也就不成問題，而是天命，整全視野也就立地成佛。人類世的邏輯，就是從地球的改變反省自身，從別無選擇中促成人類改變，並再次發揮生物與環境互相調適的造化之功。
當然地質專家仍可堅持，人將環境怎弄都只觸及地球的皮毛，將之「上升」到地質分層的層面是煽情、環境基進主義（environmental radicalism）入侵科學云云；天文學家更可故作酒脫，渺滄海之一粟。
從人文角度，此等犬儒的線性思路本不值一駁，但人類世的思維正在於活化無窮競爭的定勢、大與小的絕對、有限與無限的二分。這份反控大勢的抱負，不是由個別學科擴散的範式轉移，而是眾多現象匯聚而結晶的大勢，意識解放可與馬克思主義相比，至於人類怎樣才能具備自我管治的能力，已再不是一個可以迥避的問題了。
星期日明報．2011年11月6日
全球人口剛突破七十億，人類反客為主，動輒主宰全球環境，注碼之大、空間之小，已不是信賴科技發展或回歸自然足以解決。Neutral state一去不返，人類失去坐標與可靠的框框，個人視野愈要超越立場與及理想；這也呼應近年以議題而非利益為本的組織的興起，科學現象可能正在改變人類文明。
人類的定位
人類世的概念一出，一下子將由綠色潮流到企業社會責任等廣泛現象和議題收歸共同框架，聚焦成範式轉移──說多不多正是人類集體意識的躍遷。專研臭氧層損壞的Crutzen自言人類世的想法來自頓悟：「一次學術會議中，我聽到某人提起『全新世』（Holocene），霎時間我想：這個說法不對，世界已經變了。於是我說：『不，應該是人類世才對。』」
其實蛛絲馬跡早已存在：環保覺醒在六十年代已經出然，溫室效應、臭氧層穿洞等早已家傳戶曉，但只觸及危機，異想世界需要等待全球化大潮。Crutzen與同路人很不科學地先有了這份覺醒的模糊輪廓，再回溯直覺，在專業行內打造理據，正是馬後炮的王道。地質學界難免有聲音指其標新立異，扭曲了學術定義的初衷；也有說法指地球本身的變易，如板塊活動、運行軌跡、地軸角度等的影響遠超個別物種，Mother Nature「大石壓死蟹」，人類不應自尊自大。此說較實質，但也平庸而妄自菲薄──人類世的遭遇，何不如香港學？
今天，無人會否認人類對環境的影響，但地質分層有其準則與折衷，作為整合岩石圈（lithosphere）、生物界（biosphere）與大氣層三者關頭的符號，以全球岩石層中的痕跡主要是生物化石為地球動態的物證，理論和模型並不足夠。
過去分層往往不是各紀元的核心活動，而是一些事件， Crutzen本來建議人類世的起點是十八世紀末，因瓦特發明蒸氣機也正在1784年，自始大氣層的溫室氣體含量顯著上升；也有人將之推到的公元前8000年，因為耕種徹底改變了地球植被分佈。有關的指標其實不缺，如格陵蘭冰層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溫室氣體的含量、海水的酸性、已發展的陸地面積、農作物所佔比例、生物多樣性、人工氮循環佔全球比例等。但以上變化太過流動，缺乏實體性的證據。因此又有人提出一九四五年，因為該年首次核試在全球地表留下微量幅射塵埃。問題是，人類對地球的大規模影響更早已經開始……
現時有關辯論正酣，國際分層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atigraphy）已成立工作小組研究。一向學界的想法領先公共，這次反而是媒體的興頭超前；此說法令人浮想聯翩，恐怕無論專家如何定奪都會成為普及詞彙。其實以Crutzen的諾貝爾獎金漆招牌，大可以公共知識份子姿態直接發聲，反正這個概念在學術圈外的意義遠為重大。不過此舉也動搖地質史與歷史的分野，以至地質學的當代意義──十月美國地質學會年會的題目正是《由太古宙到人類世──鑑古知今》（Archean to Anthropocene: 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Future）。
在人類世概念出現前，我們身處的公認為全新世（Holocene），自約公元前一萬年始，那時冰河時期結束，當今人類的祖先智人（Homo Sapiens）剛戰勝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漸成地上最強的物種。接著就是考古以至歷史的分界，即是人類由說祖先的故事，至開始自說自話。人類世是首個有史以後的分層，也就是人類將自己的故事放進最大尺度的故事中，首次確認自己在地球史上的位置，比史詩更久遠。
封閉系統中的小我到大我
人類從有史以來，科學進程令自我形象愈來愈外在化。由被無邊無際無限可能的邊陲包圍，到發現地球是圓的，探索太空後更回看到藍色行星幽浮太空的照片更間接推動環保浪潮；甚或佛洛依德點破內在的深淵，人的意志更形渺小。知識上我們愈來愈消解自己的中心性，行動上愈見拘束，與生物本能中由個體開始的自私和欲望衝突，於是形成兩種割裂的考慮：對地球負責會形成局限，妨礙發展潛能。
資源限制逼使人們變化與競爭，是歷史的動力，而環保覺醒則令人類自覺原罪；予取予太狠，減低痕跡太消極，我們需要令兩者不再互相排拒的出路。獨尊競爭固然盲目而不負責任，但環保思路也只消極地看到人類力量的原罪，看不到禍兮福之所倚，人類搞好地球的潛力也愈大；而卡在道德高地攻擊唯利，卻又是競爭之一種，無法超越立場。兩者同樣將人視為蟻螻、自然為父母，分歧只在是不肖子還是孝順仔。前者自認渺小而拒絕承擔，後者則自感卑微，難成大事，徒具道德責任。兩者都將人只視作「個人」的聚合，以至勢力的代言，視野限於人際、政治層面，卻忘記其上還有更高的組織，即「人類」作為一個物種，有多元的關懷，可以是有機的組合，甚至超生命體如蜂群，從競爭中作出更高的總體行動，處理更高的挑戰，即全地球的狀況。
從宏觀的生態學角度，物競天擇除了找出最優良的品種以迎合自然變遷，也在塑造之。生命可定義為由無序至有序的過程，生物界的演化與環境互動，結果就是收集大氣和水份中的碳、調和氣候，刻劃出規律的痕跡，是無中生有的奇跡；對照絕大多數行星的混沌或死寂，地球多采多姿的動態和諧全賴生命。因此「與人鬥」砥礪並進只是第一步，萬眾齊心「與天鬥」也未竟全功；競爭精神的極致，是競勝後與對手合作，因為在地球這封閉系統中，沒有消滅，只有轉化與平衡；宏觀的天人合一，以人類作為與天地間的關鍵。自始，科幻小說的哲思和人生省察在現實中會合，終極即是現實。
世界愈壞 責任愈大
人類世雖發軔於災害，卻非為批判而設，反而極具積極意義。人類早在物種競爭中脫穎而出，反客為主，是時候長大了，如財閥富可敵國便不能再以殷商自居，唯利是圖而拒絕社會責任；不能只在現狀與道德高地間歸邊，更要主持大局，有「料江山見我應如是」的自許，不論好的壞的都是我們的，且由我們收拾；傳說競爭中有無形的手主持公道，今天我們就是那隻巨手。
也就是說，行動與思考的單位，要從個人的「me」轉向全人類的「We」，同時人類從大自然中的nobody，回歸伸手可及的The One。既然自然不再無限，人也就不再渺小；作為其動態的一大持份者，我們至少是地球的管家，責無旁貸。如果我們是地球的最高智慧，能力與責任也就不成問題，而是天命，整全視野也就立地成佛。人類世的邏輯，就是從地球的改變反省自身，從別無選擇中促成人類改變，並再次發揮生物與環境互相調適的造化之功。
當然地質專家仍可堅持，人將環境怎弄都只觸及地球的皮毛，將之「上升」到地質分層的層面是煽情、環境基進主義（environmental radicalism）入侵科學云云；天文學家更可故作酒脫，渺滄海之一粟。
從人文角度，此等犬儒的線性思路本不值一駁，但人類世的思維正在於活化無窮競爭的定勢、大與小的絕對、有限與無限的二分。這份反控大勢的抱負，不是由個別學科擴散的範式轉移，而是眾多現象匯聚而結晶的大勢，意識解放可與馬克思主義相比，至於人類怎樣才能具備自我管治的能力，已再不是一個可以迥避的問題了。
星期日明報．2011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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